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餐廳以外帶為主，建議多支持家中附近的在地餐廳，疫情之下，這些商家都會比較辛苦。

然而，我能捐給蜜雪兒的競選帳戶（假設戶名叫「蜜雪兒為美國」〔Michelle for America〕好了）多少錢卻受到嚴格的限制，因為直接捐款有賄賂之嫌，而間接資助自然沒有這個問題。結果就是早在川普崛起之前的一九八○年，就有億萬富豪柯氏兄弟的弟弟大衛（David Koch）以自由意志黨副總統候選人的身分角逐大位，最後自掏腰包了兩百萬美元。

在美國你可以自己為屬意的候選人助選。反觀法國僅允許政黨和政治團體接受捐款或花錢從事選舉活動，乍看只是徒增麻煩，實際上這個限制卻有效控制了候選人和政黨的競選財源。然而，錢在這些事上扮演什麼角色？有能力宣揚或捍衛個人理念，甚至參與選舉，其實非常花錢，而且在現代愈來愈貴。二○一二年，聯邦最高法院在聯合公民案判決中（我們稍後還會詳談）再次重申了同一立場：「巴克利主張政府有足夠重大之理由預防貪瀆或疑似貪瀆行為，該理由只適用於對價貪瀆迎接TikTok時代],author_key:bookdigest,author_name:精選書摘,category_key:tech,category_name:科技,type_key:book-digest,type_name:書摘,channel_key:[],channel_name:[]}} TikTok的推薦機制（流量分配）是去中心化的，也就是說，每個帳號都有機會爆紅。

你的帳號若直接複製了其他平台的影片，而沒有經過二次創作，被平台識別後，也會被降權。 散佈汙言穢語，損害社會公序良俗的內容。白蓮教串連各地反抗勢力，民間蜂起並非訴諸民族仇恨

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身為利益團體卻沒有任何限制，甚至能無限接受企業獻金，結果就是美國目前的競選支出動輒數十億美元。美國是最早設下規範的國家之一，部分是為了區隔自己和貴族世襲的反民主舊世界，卻也是最早收回成命的國家。是啦，誰會認為這件事和歐洲其他國家幾乎早就禁止菸品廣告了，而德國到現在還在吵該不該禁有關？什麼？你說「遊說」嗎？誰又會認為這件事和「濾嘴門」有關？全球菸品業者（包括菲利普莫里斯）一邊在德國贊助各政黨的黨代表大會，另一邊卻用濾嘴裡的微孔人為降低焦油和尼古丁值，假造檢驗數據，結果被告上法院。政治行動委員會是美國政治領域極為重要的私人組織，其目的不是支持某位候選人，就是「摧毀」某位候選人。

下方圖表列舉了幾個例子，說明德國由於允許企業政治獻金，長年下來導致了產業與政治糾纏不清。英國與德國：法規寬鬆不全 英國政府規範競選支出已經有數十年之久，對政治獻金則不然，因此葛雷格里（Patrick H. Gregory）才可以在二○一七年八月捐款區區一百萬英鎊給保守黨，讓戴維斯（Michael Davis）幾週前才送上的五十萬八千英鎊支票頓時相形失色。

但在檢視這些扭曲和「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」如何幾乎徹底瓦解了美國的相關監管之前，讓我們先繼續了解各國如何規範（或未能規範）政治獻金。然而，政府和民間很快就發現這些法規效果有限，尤以缺乏權責機關最為嚴重。若捐款金額不高於捐款者課稅年所得的百分之二十，將可獲得相當於捐款金額百分之六十六的稅額減免。武力才是我們的良心，刀劍才是法律，衝吧。

二○一六至一七年，平均每位美國成年人貢獻了十一點五歐元的競選支出。希望戴維斯那年六月當上保守黨黨魁多少換來一點安慰，至少不像另外一位自稱企業家和慈善家的金主布朗婁（David E. D. Brownlow）捐了五十六萬六千七百五十英鎊給保守黨，卻只換來一個「競選事務副主委」。還有福斯汽車二○○○至二○一五年捐了一百八十萬歐元給德國大小政黨，寶馬捐了三百七十萬歐元，戴姆勒也捐了七百二十萬歐元呢？這又怎麼可能會跟汽車工業假造數據的「柴油門」有關？雖然這些政治獻金再也不能（完全）包庇汽車產業免於法律制裁，卻依然能讓德國車商直達權力中心。這種民主的「種姓化」同時影響了共和與民主兩黨，同時廣開大門，讓以菁英為箭靶、痛斥菁英向金權利益低頭的民粹候選人趁機崛起。

隨後適用範圍進一步擴大，所有公務人員都不得以聯邦選舉為名索要金錢或捐款。這些「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」和近年來美國民主運作的扭曲脫不了關係。

最後一個讓他們展現慷慨的地方，是捐款給政黨的全國委員會，尤其舉辦全國代表大會或興建黨辦公室，上限為十萬一千七百美元。一九○七年，提爾門法（Tillman Act）通過，禁止企業捐助全國性的競選活動。

此外，政治行動委員會每年最高還能捐助一萬美元給政黨地方組委會，三萬三千九百美元給國家級政黨。個人捐助聯邦級競選活動（嚴格來說是候選人的在地籌備委員會）原則上是每次選舉兩千七百美元，但民眾還可以捐款給政治行動委員會，每年上限五千美元。二○○○至二○一五年，德國企業（按產業區分）對主要政黨獻金總額 法國政治獻金與黨費的稅制不公 在法國，資助競選或政黨會拿到「餽贈收據」，讓捐款者申請減稅，因為政黨被視為公益團體（這裡的團體是指「財務代理機構」或「服務擁有一至多名候選人之政黨或政治團體的選舉財務單位」）。若超過課稅所得的百分之二十，多餘的部分未來五年都可以同樣的額度減稅。他們擁抱莎翁筆下理查三世的信條：「良知不過是懦夫的發明，嚇唬強者的詞彙。買票、收買政治人物或操弄媒體，我們不需要影集《紙牌屋》和魅力十足的法蘭克．安德伍來告訴我們，這些事讓野心勃勃的人看到了多少機會。

這是歷史留給我們的寶貴教訓。美國首次嘗試遏止聯邦選舉的貪瀆行為是在一八六七年，政府頒布「海軍撥款法案」（Naval appropriations Bill）防止海軍官兵和公務人員向海軍造船廠工人索錢。

文：茱莉亞・卡熱（Julica Cagé） 私費民主：一套只為特權階級著想、規範不良的制度 只要有選舉，就有人擔心貪瀆舞弊，而且往往不無根據。當然，布朗婁的捐款和他當上副主委一點關係也沒有。

因此，美國民眾每人每年總共可以捐款數萬美元，透過選舉場子表達自己的政治理念。規範有名無實 直到今天，企業直接資助競選在美國仍是違法行為，但允許個人政治獻金。

」這位長於思考的馬基維利式君主這樣說（馬克宏會說「向前進。本書第七章還會多做說明隨後適用範圍進一步擴大，所有公務人員都不得以聯邦選舉為名索要金錢或捐款。希望戴維斯那年六月當上保守黨黨魁多少換來一點安慰，至少不像另外一位自稱企業家和慈善家的金主布朗婁（David E. D. Brownlow）捐了五十六萬六千七百五十英鎊給保守黨，卻只換來一個「競選事務副主委」。

若捐款金額不高於捐款者課稅年所得的百分之二十，將可獲得相當於捐款金額百分之六十六的稅額減免。個人捐助聯邦級競選活動（嚴格來說是候選人的在地籌備委員會）原則上是每次選舉兩千七百美元，但民眾還可以捐款給政治行動委員會，每年上限五千美元。

」這位長於思考的馬基維利式君主這樣說（馬克宏會說「向前進。當然，布朗婁的捐款和他當上副主委一點關係也沒有。

若超過課稅所得的百分之二十，多餘的部分未來五年都可以同樣的額度減稅。他們擁抱莎翁筆下理查三世的信條：「良知不過是懦夫的發明，嚇唬強者的詞彙。

這些「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」和近年來美國民主運作的扭曲脫不了關係。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身為利益團體卻沒有任何限制，甚至能無限接受企業獻金，結果就是美國目前的競選支出動輒數十億美元。一九○七年，提爾門法（Tillman Act）通過，禁止企業捐助全國性的競選活動。二○○○至二○一五年，德國企業（按產業區分）對主要政黨獻金總額 法國政治獻金與黨費的稅制不公 在法國，資助競選或政黨會拿到「餽贈收據」，讓捐款者申請減稅，因為政黨被視為公益團體（這裡的團體是指「財務代理機構」或「服務擁有一至多名候選人之政黨或政治團體的選舉財務單位」）。

下方圖表列舉了幾個例子，說明德國由於允許企業政治獻金，長年下來導致了產業與政治糾纏不清。最後一個讓他們展現慷慨的地方，是捐款給政黨的全國委員會，尤其舉辦全國代表大會或興建黨辦公室，上限為十萬一千七百美元。

此外，政治行動委員會每年最高還能捐助一萬美元給政黨地方組委會，三萬三千九百美元給國家級政黨。美國首次嘗試遏止聯邦選舉的貪瀆行為是在一八六七年，政府頒布「海軍撥款法案」（Naval appropriations Bill）防止海軍官兵和公務人員向海軍造船廠工人索錢。

英國與德國：法規寬鬆不全 英國政府規範競選支出已經有數十年之久，對政治獻金則不然，因此葛雷格里（Patrick H. Gregory）才可以在二○一七年八月捐款區區一百萬英鎊給保守黨，讓戴維斯（Michael Davis）幾週前才送上的五十萬八千英鎊支票頓時相形失色。這種民主的「種姓化」同時影響了共和與民主兩黨，同時廣開大門，讓以菁英為箭靶、痛斥菁英向金權利益低頭的民粹候選人趁機崛起。